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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937年延安審判許世友案因其“組織拖槍逃跑”

    2015-01-14 10:40:13 作者:未知 來源: 網友評論 0

    來源:中華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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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近日翻閱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檔案,意外地發現一份判決書,是1937年在延安審判許世友等人“拖槍逃跑案”所作。判決并不長,一共千余字。其中的“事實”部分如下:
        許世友,系前紅四方面軍第四軍軍長,現在抗日軍政大學第一隊學習,因對目前斗爭張國燾錯誤路線問題,認為中央是對紅四方面軍采取各個擊破,對目前統一戰線的新政策,認為是另有密約的投降敵人,聽說西路軍失敗,認為自己就沒有出路,這次請假回家未獲允許,由于以上這些錯誤觀點出發,逐漸發展形成到政治上的動搖,遂與同學第四軍副軍長劉世模、政治委員王建安、政治部主任洪學智、前九十一師師長朱德崇、前九十三師政治委員詹道奎,組織拖槍逃跑出去打游擊,分頭活動軍政大學中四方面軍送來學習的各級干部,結果組織了卅余人,約定在四月四日晚間,各人帶各人的槍,到軍政大學第五隊毛(茅)廁側面集合,由許世友帶二個人,在最后掩護出城逃跑,如有人追捕,即實行抵抗,許世友且主張大鬧天宮并主張在山上打幾槍說土匪來了,乘城內混亂的時候闖出城門,出城后在二十里堡集合,用抗日的名義,向群眾派糧捐款,到陜南去打游擊,此項陰謀,該犯等已著手實行,因被西北保衛局破獲而未遂,經中央司法部國家檢察長偵查起訴。
        許世友是赫赫有名的將軍,曾立下無數戰功。當年他為何要率部“逃跑”?此事還需從批判張國燾說起。
        批判張國燾及案件由來
        1936年6月,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統帥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,最初的歡欣過后,雙方卻發生了一些隔閡與摩擦。其時,中央紅軍僅剩1萬余人,四方面軍兵力則有六七倍之多。張國燾自恃人多槍多,張口要權;兩軍官兵也齟齬不斷,一方面軍指責四方面軍“逃跑主義”、“軍習氣”,四方面軍指責一方面軍“喪失斗志”、“紀律廢弛”。
        不久,“南下”還是“北上”的戰略分歧,引爆了雙方的矛盾。毛澤東為首的中央可能因察覺張國燾的野心,深夜率中央紅軍北上。張國燾隨即另立“臨時中央”,公開否定中共中央的合法性。后經共產國際代表張浩(林育英)從中斡旋,張國燾才勉強北上,重新與中央會合,但雙方難免心存芥蒂。
        1937年3月中旬,主要由原四方面軍戰士組成的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幾乎全軍覆沒,消息傳到延安,紅軍上下沉痛不已,激憤的情緒引發了對張國燾這位四方面軍主要負責人的大規模批判。3月27日至31日,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,對張國燾進行全面批判,并通過了《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》,歷數其“領導錯誤”、“右傾機會主義”、“忽視黨的領導”、“軍閥主義”等罪狀。
        考慮到四方面軍官兵的感受,《決定》特意指出,“四方面軍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,不是張國燾個人的干部”。但在實際的批判活動中,鋒芒還是無可避免地指向了四方面軍的很多干部,尤其是許世友等高級干部(他們當時都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)。據說,在批判張國燾時,有人把四方面軍的干部說成是“張國燾的人”、“張國燾的應聲蟲”。(詹楊:《戰將的足跡--詹才芳將軍的故事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,第162頁)據洪學智回憶,抗大在批判時提出三條,一條說紅四方面軍是土匪,二條說四方面軍干部是軍閥,三條說四方面軍干部是張國燾收買的。四方面軍的人想不通,許世友氣得吐血,副軍長劉世模對準自己的腦袋開了一槍,重傷住進醫院。(《洪學智回憶錄》,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,第128-129頁)許世友本人在50年代的一份學習總結中敘述了當時心境:
        到延安以后,就有人說張國燾如何長如何短,我也不作聲,只要你不說到我頭上我就不管,以后西路軍失敗,我非常痛心,半月沒好好休息,加上反張國燾路線聽了不少胡言亂語,有的說我是托洛茨基,有的說我是土匪,有的說我反抗中央……下面干部看不起四方面軍的同志。我非常生氣,病得吐了血到醫院休養。……加上下面又謠傳要槍決周純全、何畏、張國燾,我也是張國燾軍級干部之一,也不能沒有我的事。我自己也覺得在這里槍決太冤枉了。我南征北戰帶了這些彩,沒有功還有罪嗎?(郝景泉編著:《黨史風云實錄》,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,第391-392頁)
        這種含冤受屈而無路可走的郁悶,不僅許世友,其他的四方面軍干部也有。據說,許世友病了以后,四方面軍的各級干部去探望他,沒有一個不哭的。憂憤交加之余,許世友決心豁出去,“我們回四川去。四川那里找劉子才去,還有1000多人的隊伍,他們巴不得我們去呢!在這里,說我們是反革命要槍決,我們去四川打游擊去嘛!叫他們看看,我們到底是不是革命的”。他說干就干。到第三天時,已有30多名干部愿意走,其中有后來被判刑的劉世模、洪學智、朱德崇、詹道奎、王建安等人。據許世友稱,一切計劃都是由他作的,路線也是由他劃的,他身上還帶有寫給毛主席的信。他們準備在4月4日晚10時出發。
        不過,這個計劃并未實現。原第四軍副軍長王建安改變了主意,并將此事報告給了抗日軍政大學黨總支委員謝富治。謝馬上將此事報告給校黨總支部書記鄧富連,鄧則立刻找到校政治處主任莫文驊。據莫回憶:
        我讓鄧富連留下繼續了解情況,觀察動靜,自己立即去找劉亞樓、傅鐘等領導人。跑了幾處,都沒有找到,于是,我只好去找校長林彪。估計他在毛主席處開會,毛主席住在鳳凰山下窯洞里,離學校不遠,過一條街便是,我即到那里找到了林彪,向他報告了此事。他讓我先回學校,不動聲色,注意了解新情況,待他向毛主席報告后,再作處理。我急忙回到學校,好在時間還來得及,只要消息沒走漏,不至于立即發生什么意外的情況。我先向學校保衛科及身邊同志通報了情況,以便有思想準備,以防萬一。不久,林彪回來了。他馬上召集劉亞樓、傅鐘、鄧富連、謝富治和我,還有保衛科的同志開會,傳達黨中央、毛主席的決定,立即將策劃事變的主要成員逮捕。(莫文驊:《許世友在延安受審真相》,《炎黃春秋》1993年第7期)
        這一事件當時被定性為“許世友反革命集團”案件。中央最初懷疑此事的幕后操縱者是張國燾,但在董必武、李克農等人與被捕的四方面軍干部一一談話之后,否定了這種可能性,F存中央檔案館的一份審問記錄上有這樣一段對話:
        “聽說你們對張國燾也是不滿的,可為什么批張國燾,你們就想離開?”

    關鍵詞:延安 投稿郵箱:464001842@qq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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